三、孔子和《论语》
孔子其人其书
孔子(前551～前479年)，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其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成了鲁人。他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的鄹邑大夫。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中年以后，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司寇等职。去职后，周游卫、宋、郑、陈、蔡、楚等国，到处游说，晚年又回到鲁国从事讲学。孔子的言论，由他的门人整理成为《论语》，《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探究过夏、商、周三代因革的历史，得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结论。
他非常崇拜周公的政治，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看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以“周礼”为准则，正定名分，即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越位，不僭礼。怎样实现“正名”呢?孔子认为不能单靠政治手， 在“政”、“刑”之外必须借助“德”、“礼”，而且把“德”、“礼”视为首要的统治手段。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就犹如北极星受众星拱卫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孔子是希望用法先王、行德治的方法，使当时动乱的社会恢复稳定，人民所受的痛苦得以减轻。
仁和礼的学说 孔子认为，要实现“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究竟“仁”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孔子从各种不同角度对“仁”进行解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孔子把“能近取譬”和“忠恕之道”都当作是“为仁之方”。他要求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对统治者相互间的要求。进而推广到被统治阶级，他主张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就是“仁”的极致，甚至可以称之为“圣”了。因此，孔子认为从政者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人民大众受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社会中，孔子提出“爱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毕竟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这种思想，承继和发展了西周以降重民重人的思潮。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已复礼”。他说：“克已复礼为仁。”“克己复礼”的意思是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一切非礼的视、听、言、动都必须加以克制，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统治阶级的所谓恩惠而消解其反抗的斗志。所以孔子倡导的“仁”学，是以调整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由此而形成的伦理政治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孔子宣扬天命，但是对鬼神却持存疑态度，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敬鬼神而远之”，都反映了这种思想。这种现象是与他的政治立场分不开的。在孔子看来，天命在天上就是“上帝之命”，在人间就是周天子之命，至于鬼神则不是“正宗”，敬而远之也就可以了，而对于怪力乱神那就不屑一提了。
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值得加以批判地继承。
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他推广私人讲学，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是有贡献的。他在实践中，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的子弟入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学术下移、庶人议政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促使“私学”走向兴盛，并为战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人才基础。
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反对不懂装懂，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因此，他主张学习要有“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精神。即是要多听多看，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持存疑态度，主张“毋意(不凭主观臆测)、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不惟我正确)”。孔子还重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教育学生要“不耻下问”，孔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就经常请教别人。学生称颂他是学无常师。在他的影响下，学生曾子提出了“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的见解。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与思的关系、学习与复习的关系。他认为“学而不思则罔(诬罔，即受欺)，思而不学则殆(疑惑)”，这是学与思结合求得知识的必要方法；复习也是巩固知识、增长新知所不可少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这个意思。知识的获得建基于经常的练习与复习，这无疑是正确的。
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是孔子教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急于求知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孔子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他用“能近取远”的比喻法，帮助学生理解困难问题。
孔子还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坚持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是就程度说的。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还应针对各人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教育。孔子培养了，“德行、言词、政事、文学”等方面各具专长的人才，就是因材施教的结果。
在培养目标上，孔子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就打破商周以来选才任官上的贵族性宗法性，为广大学有专长的下层人士参与国家管理开辟了道路；同时主张出仕后还要不断学习，提出了终身受教育的思想。这是春秋后期社会下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反映。在我国教育史和选官制度变革
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说明孔子把六经当作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这些文献现在仍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宝贵资料。孔子在整理、保存我国文化遗产方面是有功绩的。
两千多年来，孔子倡导的和谐、友爱、克己、为人、团结、凝聚的群体主义伦理道德，孔子倡导的三大教育观，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巨大影响。孔子已被国际学术界尊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对孔子思想，我们应认真总结，继
四、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武，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兵家的代表，字长卿，齐国乐安一(今山东惠民县境内)人。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他曾以兵法13篇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即是传世的《孙子兵法》13篇?也说明当时孙武的著述已流传较广。阖闾欲试其治军才能，令孙武“小试勒兵”，他以宫女180人分二队操练。初始，宫女皆嬉笑不听军令，在三令五申后，依然如故，为严明军纪而斩“左右队长”，宫女皆听令而行，“中规矩绳墨”。这即是广为传扬的“吴宫教战”故事。“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13篇，具体篇目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述，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史及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对后世影响久远而深广。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孙子兵法》首创了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于公元8世纪开始传人日本、朝鲜，渐次传遍世界，已被译成日、英、俄、法等十几种文字，目前仍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
《孙子兵法》来源于战争实践，是在战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其论述充满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语言简练概括，并已为人们所熟知并运用。孙武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他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此外，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作战原则、方式方法及选将、用兵、用谋等方面，均有精辟论述。《孙子兵法》历代注本不断，较完善的注本为《孙子十家注》。
五、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春秋时代，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
数学、天文历法 春秋时期，人们能较熟练地运用数学知识于城市建筑、土地测量与赋役征收等方面。周敬王十年(前510年)，各国诸侯为周王筑城，动工前，士弥牟“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就是说，对王城的长、宽、高连沟洫在内的土石方以及人工、材料，甚至各国劳动力的往返里程和所需于粮的数量，都计算得精确周到．所以工程得以提前完成。这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相当广泛的数学知识。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年)，楚司马药掩奉命整治军赋。他“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药掩对不同类型的田土、山林、水泽等做了精密的测量和计算，然后依据收入确定军赋的数额。从事土田的测量和计算必须有相当的几何学知识才有可能。
天文历法也有很大进步。《春秋》一书对日月食的记录非常翔实，在242年间，记录日食37次，其中35次已证明是准确的，最早的一次是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前720年2月22日)的日全食，比西方的记录早了135年。《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记“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彗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比欧洲的记载早了670多年。《左传》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前655年)，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两次间隔133年，其间记录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这就是有名的19年7闰的方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
建筑机械 在这方面，巧匠公输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公输般是春秋末叶鲁国人，姓公输，名般，字若，因系鲁国人，所以又称鲁班。这位民间工艺家，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而且在攻伐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的器械；还“削竹木以为鹊”，借助风力飞行。相传他创制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这些创造，虽然不免有被后人夸大和理想化的地方，但他确是一位少有的巧匠，人们称颂他是“机械之圣”。鲁班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艺部门的祖师。
医学 医学也有很大的成就。春秋时，诊病的方法已有切脉、望色、听声、写(观)形等。见于记载的著名医生有医缓、医和等人。缓与和都是秦国的名医。医缓曾为晋景公治病，诊断景公病在肓之上，膏之下，“(药物)攻之不司，达之不及”，不久，景公果然病死。后来，晋平公又患重病，医和来到晋国，诊断后，确定平公的病既不是饮食引起的，也不属鬼怪缠身，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的结果，医药已经无效，少则3年，多则10年，必死无救。10年后，平公不治而死。缓与和都被人誉为“良医”。在病理上，医和认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不调和是招致疾病的原因。此后医学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成为医学名著《内经?素问》的重要依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