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

为什么变法？

大国争霸

加快了统一中国

新旧制度的跟他更替

促进名族大融合

宗法制 分封制 礼乐制

王室衰退  

收入锐减 财政拮据

政治上受诸侯摆布

秦、齐对峙时期
    秦、齐对峙局面的形成  马陵之战以后，魏国削弱，出现了秦、齐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形势。这时各大国陆续称王，连名义上的周天子也踢开了；作为缓冲地带的小国大量消失，大国领土相邻，于是彼此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了。秦、齐两大强国展开了争取弱国、孤立敌国的斗争，而魏、赵、韩等国内，也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从而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
    所谓合纵连横，从地域上来说，原是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从策略上来说，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意思，是阻止强国进行兼并的策略；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意思，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起初，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直到长平之战以后，才凝固成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是六国分别投降秦国的意思了。
    张仪、公孙衍的连横合纵    魏惠王因为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采用秦相张仪提出的魏与秦、韩联合攻击齐、楚的策略，公元前322年起用张仪为魏相。张仪推行的是“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要魏国做投降秦国的带头羊。魏惠王不肯听张仪的话，秦国就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山西闻喜县东)、平周(山西介休县西)两地。这对其他各国威胁很大，因而齐、楚、燕、赵、韩五国就出来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公元前319年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
    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起合纵抗秦，因而有了魏、赵、韩、燕、楚“五国伐秦”之举。当时曾推楚怀王为纵长。但由于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二国对合纵不热心，没有出兵，实际只是韩、赵、魏三国和秦交战。公元前317年，秦派庶长樗里疾率兵和韩、赵、魏在修鱼(河南原阳县西)交战，把三国联军打得大败。以后秦不断进攻三晋，迫使韩国屈服，把太子仓押在秦国求和。魏国的内政也受到秦国的干预，按秦国的意思立公子政为太子。
    自打退这次合纵以后，秦国暂时注意予扩充后方。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利用巴蜀之间的矛盾，起兵伐蜀，把蜀国灭亡了，接着又灭掉了巴国。从此秦国获得了‘‘天府之国’’的巴蜀，对日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张仪拆散齐楚联盟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以燕王哙禅让子之引起内乱为借口，出兵干预，仅15天就攻占燕，后虽因遭到燕国军民反抗而撤军，也引起秦国的震惊，齐为对抗秦国，又与楚国结成联盟。楚国虽然社会改革不彻底，但疆土最大，人口众多，能够调集百万大军，举足轻重。楚国联齐抗秦，使秦国的发展大受影响，因此破坏齐楚联盟是秦国最关键的一着。于是秦国派张仪入楚游说。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的旧贵族，并许献出商於之地600里为代价，使楚与齐断绝关系。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劝阻，遂和齐国绝交。当楚国派人向秦讨取土地时，秦国拒绝不给。楚怀王大怒，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秦军在丹阳(河南丹水北岸)大败楚军，消灭楚军8万，主将屈匀以下70余人被俘。秦军进而占领楚的汉中。秦国取得了汉中，加强了关中和巴蜀的联系，免除了楚国对秦本土的威胁，国力更加强盛。楚失汉中后，楚怀王征发军队进行反攻，秦、楚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发生大战，楚又大败。
    由于楚国背齐，齐就联合韩、魏伐楚。公元前301年，齐、魏、韩三国联军向楚的方城进攻，在沘水旁的垂沙大败楚军，杀死楚将唐昧，楚国宛(河南南阳)、叶(河南叶县)以北的土地也为韩、魏所占。这一连串的打击使楚国大受挫折。而此后秦国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在伊阙(河南洛阳市龙门)消灭韩魏联军24万。白起因功升为国尉，秦国实力更强。
   

 苏秦的合纵攻秦  

当秦、齐进行剧烈争夺的时候，赵国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赵国东北有东胡，西北有林胡、楼烦，“三胡”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善于骑马射箭。赵国原来的主力部队是战车，笨重的战车无法追及轻捷的骑士，处处被动挨打。赵武灵王为了对付东胡、林胡、楼烦，遂于公元前307年开始改革军制，实行“胡服骑射”，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赵国从此迅速强盛起来，成为秦齐的对手。秦国为了打击赵国，又谋取和齐国联合。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王派穰侯魏冉到齐国来，约齐滑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准备联合五国攻赵，并三分赵国。当时订立了共同伐赵的盟约，但秦国这一连横策略没有成功，被苏秦的合纵策略所破坏。苏秦劝告齐滑王主动放弃帝号，用以孤立秦国，拉拢各国反秦，以便乘机攻灭宋国。齐滑王采纳了苏秦的主张，废除了帝号，由苏秦发动合纵，“倍(背)约摈秦”。齐国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向西攻秦，迫使秦昭王不得不“废帝请服”，把秦前所占的魏地温(河南温县西)、轵(河南济源)、高平(河南济源西南向
城)等邑还给魏国，把所占赵地王公、符逾还给赵国。
    
燕攻破齐国    
公元前286年，齐国把宋国灭亡了，一时势力大振，引起三晋和楚的不安，秦国便乘机约各国攻齐。公元前285年，秦派蒙骜带兵越过韩、魏，开始向齐的河东进攻，攻取了9个城，设立为9县。
    燕国自从燕昭王即位后，决心报齐国武装干涉之仇。燕昭王改革政治，招揽人才，君臣奋发图强，“与百姓同其甘苦”，经过28年的努力，使得国家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他派苏秦到齐国去进行反问活动。齐滑王信任苏秦，认为燕国绝不会反齐，因而对燕国毫无防范。燕昭王封乐毅为上将军，乐毅建议燕昭王联合各国一起伐齐。公元前284年，乐毅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向齐进攻，在济西大败齐军。接着，乐毅遣还秦、韩之师，分魏师攻占旧宋国地，分赵师攻取河间，自己率燕军长驱直入，攻下了齐都临淄。齐缗王逃到莒，被楚将所杀。乐毅乘胜把燕军分为五路，独力伐齐。六个月之间，攻下齐国70多城。只有莒(山东莒县)和即墨(山东平度县东)两个城市未能攻下。后来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疑忌乐毅，改用骑劫领兵，乐毅被迫出走。骑劫放纵燕军残害齐军的降卒，甚至掘坟焚尸，激起齐国人民的极大愤恨。齐将田单知道士气可用，用“火牛阵”夜袭燕军，杀燕主将骑劫，乘胜收回大片失地，使齐国转危为安。但齐国所受的损失太大，从此一蹶不振，秦、齐对峙的局面也就被打破了。
    公元前278年，秦又派白起领兵攻下楚国的都城郢。楚被迫徙都于陈(河南淮阳)。次年，秦夺取楚的巫郡和黔中郡，势力发展到今湖南地区。从此，楚国也就削弱了。

秦灭六国栋顺序：韩赵魏楚燕齐

第三节    各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一、战国时代封建战争概述

    武器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军队提供了新的武器装备。这主要表现在钢铁武器的品种日益增多，如矛、戟、剑等武器逐渐改用铁制，还有了铁胄和铁甲。当时钢铁兵器的制造技术以楚国较发达。考古发掘出的铁兵器，很多是楚国铸造的。这一时期，弩机也得以发展。弩机是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装置，可以提高射程和杀伤力。战国时代各国军队都普遍装备有弩，秦俑坑出土的弩机数量很多，说明在秦始皇时代更为普遍了。此外，公输般发明了云梯和钩拒。云梯是攻城的工具，钩拒是舟战的工具。这些新武器的出现，对军队编制及战争方式的改变，都有一定的影响。

兵种兵源的变化    

奴隶社会主要的兵种是战车部队，战国时期，步兵和骑兵逐渐成为主要兵种，战车部队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步兵独立作战，是从春秋时郑、晋两国为了对付戎翟开始的，战国时代，各国军队的成员逐渐变成“徒步匹夫”的农民，步兵成为最主要的兵种。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我们古代的军队中，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在古代史籍里记录的中原地区最早组建骑兵的实例，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开始实行的胡服骑射。骑兵与车兵相较，不但轻快灵活，而且也节省军费。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度。封建政权强迫农民中的壮丁当兵，各国的兵额大大增多了。如当时的秦、楚二国，各有带甲的步兵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其他国家则依次不等，但数量均有增益，如韩国的兵力最弱，也有兵卒30万左右。

战争方式的变化

 春秋时代用车兵作战，双方都选择平坦的地方，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整齐的车阵，一经交战，战败的车阵一乱，就很难整顿队伍、重新编排车阵继续作战，所以胜负很快就决定了。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都是在一天之内就分出了胜负。但到战国时代，由于兵种的变化，以步兵和骑兵为主的野战和包围战便逐渐代替了车阵作战。由于军队的数量日益扩大，补充兵力比较容易，战争也就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打起仗来往往“旷日持久数岁”。如魏惠王包围邯郸达3年之久，赵武灵王以20万军队攻打中山，打了5年才把军队撤回去。由于骑兵和步兵都比较轻捷灵活，适宜于攻击险要地势，因而在进攻手段上迂回的运动战术开始运用，险要之地往往成为防御战和争夺战的中心地点。例如齐魏马陵之战，秦赵阏与之战、长平之战等，都是在险要地区进行的。

各国长城的建筑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运动性进攻战术的出现，防御手段也跟着步。各国都在国境上把原有的大河堤防加以扩建，或利用险要的地形，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程其中比较长的就称为长城。

    战国中期以来，秦、赵、燕三国常受到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这些游牧民族精于骑射，来去飘忽，战争的运动性大，因而迫使三国都在北境修筑长城。

    秦的北长城为秦昭王时所筑。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条长城筑在陇西郡(甘肃中部)、北地郡(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上郡(陕西北部)三郡的边地。

    赵的北长城建筑于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之后。这条长城东端起于赵国代山县)。从此魏国在黄河以南占有了广大的土地，为后来迁都大梁奠定了基础。当时不仅淮水、泗水一带的小诸侯不敢反对魏国，连韩、赵和齐也得服从魏国，田齐能够列为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总之，魏国在文侯、武侯时代，已经初具霸业规模。

魏惠王巩固霸业的措施  

魏惠王于公元前369年即位。为了巩固霸业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公元前361年，把国都从今山西西南部的安邑(山西夏县北)迁到今河南中部的大梁。因为，魏国的主要领土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和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和大梁一带，东西两部成 葫芦形。安邑在魏国西部，距东方太远，经上党(山西东南部)通到东方。上党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因此，安邑不仅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而且也不便于统治东部地区，如果赵、韩联合攻魏，很容易切断上党的交通线，使安邑陷于韩、赵、秦三国的包围中。为了便于统治东部地区，为了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力量，为了保证国都的安全，决定迁都大梁。

二、对内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如开凿运河，修筑黄河长堤等。又“发逢忌(开封附近)之薮以赐民”，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使人民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与人民间的矛盾。

三、对外采取团结赵、韩的政策。公元前361年，魏惠王把原来攻占赵国的榆次(山西榆次)、阳邑(榆次南)交还赵国，以求得和赵国和好。同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在巫沙(河南荥阳县北)相会。公元前357年，魏惠王用军事压力迫使韩昭侯和他在巫沙结盟。

四、公元前358年，魏惠王使“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这可能就是沿洛水筑的长城。公元前352年又进一步扩建。这条长城的修筑，显示出魏国对秦国已采取守势，以防御为主。由于魏惠王采取了以上比较切合时宜的措施，国力又大大加强。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的国君都到魏国去朝见魏惠王，继文侯、武侯之后，魏惠王又成为诸侯的领袖了。

    魏和赵、齐、秦的战争    

公元前356年，赵成侯和齐威王、宋桓侯在平陆(山东汶县)相会，建立了齐赵联盟，共同对付魏国。齐、赵两国就在反对魏惠王霸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公元前354年，赵国向卫国进攻，迫使卫国屈服入朝。卫国原来是入朝魏国的，现在朝赵当然是魏国所不允许的，于是魏国起兵伐赵，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领兵骚扰魏东部边境，接着又迫使宋、卫两国联合出兵攻魏的襄陵(河南睢县西)。在这年山县)。从此魏国在黄河以南占有了广大的土地，为后来迁都大梁奠定了基础。当时不仅淮水、泅水一带的小诸侯不敢反对魏国，连韩、赵和齐也得服从魏国，田齐能够列为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总之，魏国在文侯、武侯时代，已经初具霸业规模。

    魏惠王巩固霸业的措施  魏惠王于公元前369年即位。为了巩固霸业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公元前361年，把国都从今山西西南部的安邑(山西夏县北)迁到今河南中部的大梁。因为，魏国的主要领土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和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和大梁一带，东西两部成葫芦形。安邑在魏国西部，距东方太远，经上党(山西东南部)通到东方。上党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因此，安邑不仅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而且也不便于统治东部地区，如果赵、韩联合攻魏，很容易切断上党的交通线，使安邑陷于韩、赵、秦三国的包围中。为了便于统治东部地区，为了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力量，为了保证国都的安全，决定迁都大梁。二、对内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如开凿运河，修筑黄河长堤等。又“发逢忌(开封附近)之薮以赐民”，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使人民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与人民间的矛盾。三、对外采取团结赵、韩的政策。公元前361年，魏惠王把原来攻占赵国的榆次(山西榆次)、阳邑(榆次南)交还赵国，以求得和赵国和好。同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在巫沙(河南荥阳县北)相会。公元前357年，魏惠王用军事压力迫使韩昭侯和他在 巫沙结盟。四、公元前358年，魏惠王使“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这可能就是沿洛水筑的长城。公元前352年又进一步扩建。这条长城的修筑，显示出魏国对秦国已采取守势，以防御为主。由于魏惠王采取了以上比较切合时宜的措施，国力又大大加强。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的国君都到魏国去朝见魏惠王，继文侯、武侯之后，魏惠王又成为诸侯的领袖了。

    魏和赵、齐、秦的战争   公元前356年，赵成侯和齐威王、宋桓侯在平陆(山东汶上县)相会，建立了齐赵联盟，共同对付魏国。齐、赵两国就在反对魏惠王霸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公元前354年，赵国向卫国进攻，迫使卫国屈服入朝。卫国原来是入朝魏国的，现在朝赵当然是魏国所不允许的，于是魏国起兵伐赵，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领兵骚扰魏东部边境，接着又迫使宋、卫两国联合出兵攻魏的襄陵(河南睢县西)。在这年十月，魏国攻破赵都邯郸。当邯郸告急的时候，齐威王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利用魏国内部空虚之机，袭击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兵自救。在桂陵(山东菏泽)遭到齐军的阻击，魏军大败。但是，魏国的实力毕竟是雄厚的，齐国没有迫使魏国放弃邯郸，也没有继续进攻。公元前352年，魏国联合韩国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齐国不得已请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和。

    这时正是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的时候，秦乘魏国用全力在东方和齐赵争斗之机，向魏进攻。公元前354年，秦攻取了魏河西重镇少梁。公元前352年，秦军渡过黄河攻占了魏的IH都安邑。魏国没有力量同东方齐赵和西方秦国同时进行战争，魏惠王只得放弃吞并赵国的打算。公元前351年，魏把邯郸归还赵国，与赵国在漳水之上结盟，同齐赵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边的秦国。公元前350年，魏向秦反攻，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围攻定阳(陕西宜川县西北)。这使秦孝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商鞅也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经商鞅活动，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陕西华县)相会讲和。

    魏、齐、赵、秦间展开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激烈战争，魏国虽然吃了不少亏，但霸业仍然得到发展。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了逢泽之会，参加会盟的共十二个诸侯国，除淮泗一带的小国外，还有赵肃侯和秦公子少官参加，会后还一同去朝见周天子。

    齐魏马陵之战和魏国霸业的衰落     在长达五年的战争中韩国一直站在魏国一边，但逢泽之会韩国却没有参加。根本原因是韩国怕魏国继续强大会吃掉自己，借口是反对朝见周天子。韩国和齐国在共同反对逢泽之会的条件下亲近起来。韩国的公然背叛，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公元前342年，魏惠王派兵大举攻韩，在梁、赫(都在今河南临汝西南)连败韩军．韩向齐求救。齐派田昐、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攻魏救韩。魏惠王也派庞涓、太子申为将，带了十万大军前来应战。两军相持达一年之久。公元前341年，孙膑利用庞涓轻视齐军的弱点，以逐日减灶的办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郯城马陵山)的险要地方时，被齐军包围，一时万弩齐发，十万魏军被歼灭，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魏国从来没有过的惨败。接着齐、秦、赵从东、西、北三面夹攻魏国。齐国和宋国军队围攻魏国的平阳。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用计擒魏公子印，大破魏军。这是魏的又一次惨败。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魏国由于损失惨重而大大削弱了，不仅丧失了霸主地位，反而向齐国屈膝。魏惠王不得不到齐国去朝见齐威王。由于三晋都到齐国朝见，淮泗间的小诸侯当然都顺从齐国。齐威王也会诸侯，朝天子，代替魏国而称霸了。

一、 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  
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     

春秋时代是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形成的时代。经济、政治的剧变反映到社会思想上，是对天的信仰的动摇与重民思想的抬头。    
    自西周夷王、厉王以后，随着政治的危机，周天子权力的旁落，“尊神”、“敬天”的传统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动摇，而“民本”思想意识则逐渐萌芽。一向受人敬畏的天，受到某些人的诅咒，失掉了从前的权威。一入春秋时代，愈来愈多的人对天产生了怀疑。楚斗廉的“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就是对龟卜神灵的蔑视。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显然受到了挑战。周内史叔兴和郑申繻(xu，需)曾发表过“吉凶由人”和“妖由人兴”的见解；鲁闵子马也提出了“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的论点；郑子产说得更加透彻，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主张人事与天道分开，力求脱离天的羁绊。    
随着天的地位的动摇，天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天神已远非凌驾一切之上的神灵，而是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夫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虢国的史嚣(yin，银)就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论调。季梁曾建议随君“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一，天神必须按照人的意志行事的思想，正是重民思想的反映。人神关系的颠倒，确是一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残存的人殉和人祭制度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司马子鱼公开抨击宋襄公用人作为祭品的反动行为，他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孔子咒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象征人殉的俑尚且如此愤慨，无疑他是反对人殉、人祭的。这种把民的地位摆在神之上和反对人祭的思想，是奴隶制崩溃的反映。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      

随着对宗教性的天和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较前有所发展。    
 

西周末年，伯阳甫以阴阳二气失调解释泾、渭、洛三川发生的地震；郑史伯提出“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春秋时，晋史官蔡墨提出了‘‘物生有两”的命题，意即事物是由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他用鲁国季氏与鲁君的关系说明二者在斗争中互相转化的道理：一个是“世修其勤”，得到民众的赞助；另一个是“世从其失”，被民众所抛弃。蔡墨还引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诗句，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重要政治结论。这是对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统治的歌颂，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    
 

二、老子和《道德经》    
老子其人其书老子即老聃，道家学派的创始者，生卒年不可考，相传为楚国人，做过周守藏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传世的老子《道德经》，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其门人追记老子遗说，到战国时由楚人环渊纂集而成的。《史记?孟苛列传》曾经指出，楚人环渊学黄老之术，著上下篇，这可能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这本书的文字多半是环渊的，其精神则是老子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通行本《道德经》编次不同，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且帛书《老子》与通行本《老子》在经文的字句上也有出入。帛书《老子》的出土，为研究老子及其思想，提供了新的珍贵的资料。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800余枚竹简，其中有71枚是抄录《老子》的。整理后分为甲、乙、丙三组，字数约为今本《老子》三分之一左右，但文字上颇有出入。据墓葬年代推断，抄写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郭店楚简的出土，对研究《老子》的时代源流和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老子思想概要老子冲破传统宗教思想，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叫做“道”，又叫做“大”，以取代商周以来的人格神——天的至上权威。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因此，“道”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道”是万物的始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所以他说：“道”是“万物之宗”，又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就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的老祖宗，在上帝之先。“道”生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谓的“一”，应理解为元气，是原初的物质。比原初物质更原始的“道”显然不是指物质实体，而是指“视之不见”的精神。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比“有”更根本，是天下万物产生的根源。因此，“无”即是“道”，这种“道”是一种“恍惚”的，“玄妙”的，无形无迹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超感觉的东西。        
在“道”的思想支配下，老子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意思是说：“道”经常是无为的，但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它干出来的，侯王如果能保有它，天下将会自动归服。“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少私寡欲”，“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第四章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僦懒翻时他也希望统治者尽可能地少过问政事，力求做到“去甚、去奢、去泰”，薄赋敛，轻刑罚，尚节俭。这些显然有同情人民疾苦的一面，但也有鼓吹“愚民”政策的一面。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所以他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使民“无知无欲”。他号召统治者在“治民”时，必须遵守“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的政策。这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妙用。    
老子的理想的社会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的世界，他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图景是：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很明显，老子向往的并不是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而是早已在历史上消逝了的，经过他的美化，保留有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制社会。    
《道德经》中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它揭示出世界的事物包含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美与丑、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多与少、实与虚、荣与辱、巧与拙、智与愚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相反而又相成。他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等命题，并能观察到对立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反常)，善复为妖”，肯定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但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极力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夸大对立面的统一，并力图从内心精神世界消解现实的矛盾。他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是说，要尽量使心灵虚寂，切实坚守清静，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从而观察它的循环往复。这实际上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同时，老子所谓的对立面的转化?既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又看不到新旧质的区别，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仅仅看作循环往复的无尽过程。这样，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被唯心主义所冲淡，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老子的哲学观是为他的历史观服务的。他不是绝对的消极厌世者，而是希望通过以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途径，来恢复他自己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这一精辟的分析也是对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恰当的评价。
 

三、孔子和《论语》  

孔子其人其书     

孔子(前551～前479年)，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其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成了鲁人。他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的鄹邑大夫。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中年以后，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司寇等职。去职后，周游卫、宋、郑、陈、蔡、楚等国，到处游说，晚年又回到鲁国从事讲学。孔子的言论，由他的门人整理成为《论语》，《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探究过夏、商、周三代因革的历史，得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结论。

他非常崇拜周公的政治，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看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以“周礼”为准则，正定名分，即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越位，不僭礼。怎样实现“正名”呢?孔子认为不能单靠政治手，       在“政”、“刑”之外必须借助“德”、“礼”，而且把“德”、“礼”视为首要的统治手段。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就犹如北极星受众星拱卫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孔子是希望用法先王、行德治的方法，使当时动乱的社会恢复稳定，人民所受的痛苦得以减轻。  

仁和礼的学说    孔子认为，要实现“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究竟“仁”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孔子从各种不同角度对“仁”进行解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孔子把“能近取譬”和“忠恕之道”都当作是“为仁之方”。他要求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对统治者相互间的要求。进而推广到被统治阶级，他主张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就是“仁”的极致，甚至可以称之为“圣”了。因此，孔子认为从政者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人民大众受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社会中，孔子提出“爱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毕竟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这种思想，承继和发展了西周以降重民重人的思潮。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已复礼”。他说：“克已复礼为仁。”“克己复礼”的意思是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一切非礼的视、听、言、动都必须加以克制，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统治阶级的所谓恩惠而消解其反抗的斗志。所以孔子倡导的“仁”学，是以调整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由此而形成的伦理政治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孔子宣扬天命，但是对鬼神却持存疑态度，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敬鬼神而远之”，都反映了这种思想。这种现象是与他的政治立场分不开的。在孔子看来，天命在天上就是“上帝之命”，在人间就是周天子之命，至于鬼神则不是“正宗”，敬而远之也就可以了，而对于怪力乱神那就不屑一提了。    

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值得加以批判地继承。

  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他推广私人讲学，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是有贡献的。他在实践中，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的子弟入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学术下移、庶人议政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促使“私学”走向兴盛，并为战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人才基础。

  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反对不懂装懂，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因此，他主张学习要有“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精神。即是要多听多看，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持存疑态度，主张“毋意(不凭主观臆测)、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不惟我正确)”。孔子还重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教育学生要“不耻下问”，孔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就经常请教别人。学生称颂他是学无常师。在他的影响下，学生曾子提出了“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的见解。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与思的关系、学习与复习的关系。他认为“学而不思则罔(诬罔，即受欺)，思而不学则殆(疑惑)”，这是学与思结合求得知识的必要方法；复习也是巩固知识、增长新知所不可少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这个意思。知识的获得建基于经常的练习与复习，这无疑是正确的。

    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是孔子教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急于求知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孔子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他用“能近取远”的比喻法，帮助学生理解困难问题。

    孔子还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坚持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是就程度说的。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还应针对各人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教育。孔子培养了，“德行、言词、政事、文学”等方面各具专长的人才，就是因材施教的结果。

    在培养目标上，孔子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就打破商周以来选才任官上的贵族性宗法性，为广大学有专长的下层人士参与国家管理开辟了道路；同时主张出仕后还要不断学习，提出了终身受教育的思想。这是春秋后期社会下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反映。在我国教育史和选官制度变革

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说明孔子把六经当作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这些文献现在仍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宝贵资料。孔子在整理、保存我国文化遗产方面是有功绩的。

    两千多年来，孔子倡导的和谐、友爱、克己、为人、团结、凝聚的群体主义伦理道德，孔子倡导的三大教育观，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巨大影响。孔子已被国际学术界尊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对孔子思想，我们应认真总结，继

四、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武，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兵家的代表，字长卿，齐国乐安一(今山东惠民县境内)人。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他曾以兵法13篇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即是传世的《孙子兵法》13篇?也说明当时孙武的著述已流传较广。阖闾欲试其治军才能，令孙武“小试勒兵”，他以宫女180人分二队操练。初始，宫女皆嬉笑不听军令，在三令五申后，依然如故，为严明军纪而斩“左右队长”，宫女皆听令而行，“中规矩绳墨”。这即是广为传扬的“吴宫教战”故事。“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13篇，具体篇目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述，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史及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对后世影响久远而深广。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孙子兵法》首创了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于公元8世纪开始传人日本、朝鲜，渐次传遍世界，已被译成日、英、俄、法等十几种文字，目前仍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    

    《孙子兵法》来源于战争实践，是在战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其论述充满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语言简练概括，并已为人们所熟知并运用。孙武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他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此外，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作战原则、方式方法及选将、用兵、用谋等方面，均有精辟论述。《孙子兵法》历代注本不断，较完善的注本为《孙子十家注》。

五、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春秋时代，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
    数学、天文历法  春秋时期，人们能较熟练地运用数学知识于城市建筑、土地测量与赋役征收等方面。周敬王十年(前510年)，各国诸侯为周王筑城，动工前，士弥牟“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就是说，对王城的长、宽、高连沟洫在内的土石方以及人工、材料，甚至各国劳动力的往返里程和所需于粮的数量，都计算得精确周到．所以工程得以提前完成。这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相当广泛的数学知识。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年)，楚司马药掩奉命整治军赋。他“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药掩对不同类型的田土、山林、水泽等做了精密的测量和计算，然后依据收入确定军赋的数额。从事土田的测量和计算必须有相当的几何学知识才有可能。
    天文历法也有很大进步。《春秋》一书对日月食的记录非常翔实，在242年间，记录日食37次，其中35次已证明是准确的，最早的一次是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前720年2月22日)的日全食，比西方的记录早了135年。《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记“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彗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比欧洲的记载早了670多年。《左传》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前655年)，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两次间隔133年，其间记录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这就是有名的19年7闰的方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
    建筑机械    在这方面，巧匠公输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公输般是春秋末叶鲁国人，姓公输，名般，字若，因系鲁国人，所以又称鲁班。这位民间工艺家，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而且在攻伐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的器械；还“削竹木以为鹊”，借助风力飞行。相传他创制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这些创造，虽然不免有被后人夸大和理想化的地方，但他确是一位少有的巧匠，人们称颂他是“机械之圣”。鲁班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艺部门的祖师。
    医学    医学也有很大的成就。春秋时，诊病的方法已有切脉、望色、听声、写(观)形等。见于记载的著名医生有医缓、医和等人。缓与和都是秦国的名医。医缓曾为晋景公治病，诊断景公病在肓之上，膏之下，“(药物)攻之不司，达之不及”，不久，景公果然病死。后来，晋平公又患重病，医和来到晋国，诊断后，确定平公的病既不是饮食引起的，也不属鬼怪缠身，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的结果，医药已经无效，少则3年，多则10年，必死无救。10年后，平公不治而死。缓与和都被人誉为“良医”。在病理上，医和认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不调和是招致疾病的原因。此后医学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成为医学名著《内经?素问》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周初大分封制和宗法制，井田制

宗法制的完备    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它构成了我国早期社会的等级阶梯，形成我国奴隶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到了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和分封制结合起来，达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保证了嫡长子继承王位，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诸子、诸弟的继承权争端，成为巩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的场所，称为“太庙”。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宗庙祖先牌位排列，昭为左，穆为右，始祖居中，第二代为昭，第三代为穆，第四代为昭，第五代为穆，以下类推)，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天子才能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历代的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按照宗法制的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长子的继承权得到了维护。其他诸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者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他们的封地和爵位也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他们是“小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庭，是采邑内的“大宗”，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卿大夫以下，还可分出他们的亲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各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士要尊奉所属家庭的卿大夫为宗子。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这种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宗统”和“君统”合一。“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各级贵族的等级制度，就是依据这种宗法关系来确立的。自“天子”以下的各级贵族，各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制国家的宗法等级隶属的统治体制。至于士以下的“隶子弟”和“庶人工商”，这些包括平民和奴隶在内的劳动者，一方面要通过各自的“分亲”关系，与所属的贵族确立比较固定的宗法隶属关系；同时又要依据他们自己的亲属关系，以确定最基层的劳动组织。    

由于奴隶制国家体制与奴隶主贵族的宗法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各级奴隶主贵族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敬宗”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所谓“大宗维翰”，“宗子维城”，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地崇敬，这就是“敬宗”。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在整个奴隶主贵族阶级中占居首要的地位，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但是这并不排斥异姓贵族。一方面，宗法制度的原则，通行于所有的百姓贵族；同时，在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之间，还要通过世代的婚姻关系，结成亲戚之国，以加强联系。“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杞、缯由大姒，齐、许、申、吕由大姜，陈由大姬，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因此，周天子常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这种甥舅关系，是对宗法关系的必要补充，也是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奴隶主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这些等级区别，形成奴隶制度的各种名分。依据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为了保证这些礼法制度的实施，必须依靠政令刑罚等强制手段，这样才能较好地统治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孔子极力主张“正名”，就是要从确定名分人手，以求得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而巩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  

井田制度的发展    

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周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这就形成了“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在诸侯国君的统辖范围内，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代相承，役使奴隶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位。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垦田是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即所谓“国中”，比较好的熟田大都集中在这里。“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指在镐京郊外南山辽阔原野里，有由王室主持开垦的大片良田。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汉儒记载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周代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31亩)，作为一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是当时一个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单位的。    

对郊外比较荒野的地区开垦不久的一些田地，就依据土地的肥瘠和整治的程度，进行合理的休耕轮作。所谓“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就是指的这一类需要休耕轮作的田地，还保留着定期分配的遗制。    

耕作井田的农夫，笼统地称为“庶人”或者“庶民”。所谓“庶人力于农穑”，就是指此而言。民，也作氓，又作田亡。矢簋铭文记周康王分封宜侯，在“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十]夫”之前，还有“锡奠七伯，厥田亡口又五十夫”。庶人也称鬲或人鬲，“鬲”与“黎”同音，“人鬲”也就是“黎民”。这些耕作农人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他们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在那些“南亩”的大田上，农夫们进行集体耕作。“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骏发尔私”的“私”为农具，说明在成王的号令之下，由百官督促着成千上万的“农夫”，挥动农具在大田里劳作。这些“农夫”，也就是那些“终于千亩”的“庶民”。在耕作时，还有“田唆”这一类的头目在监督管理，各级奴隶主贵族也要亲自到田间指挥。古代“籍田”的遗制，到西周前期，基本上还保存着。    

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种田的“庶民”，其家室大都集中在这些采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刚间劳作，饭食要由妻儿送到田间，自己则歇息在田问的“芦”(临时搭的茅草窝棚)里。到秋收完毕，才能回到自己的矮小破烂的家，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不停息地劳作。每年年终，“公子”祭奠神主的时候，把他们都召集到“公堂”里去，在他们高呼了“万寿无疆”的祝辞后，赏赐给他们一觞春酒，表示对他们的慰劳。  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担任比较重要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这就是“官宰食加”。“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据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所谓五十、七十、百亩，是指夏、商、周三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一夫所能耕作的田亩数量有差异，而征收比率，都是按收获量十分取一。周代一般是按一夫百亩来疆理田地的，其贡税的征收，通称为彻法。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的，这就是“田里不粥”，因而称为“公田”。西周中晚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又往往驱迫农人和奴隶开垦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所私有，称为“私田”。    

和过去一样，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这些自耕农和都邑中的其他人民统称为“国人”。另外，还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隶，在远离都邑的荒野地区，逐渐脱离了奴隶主贵族的羁绊，垦辟出一小块田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室，取得了平民身份。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样的自耕农民日渐增多，助长了私田的发展，这就成了在奴隶社会内部的一种对抗力量。

周王朝的统治机构    西周王朝的统治权力较之商代更为强化，国家的统治力量加强了，统治机构比过去更为庞大、复杂。   

 周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自称“余一人”，表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周王左右的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

距今1万年，新人--》氏族时代。

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

母系氏族--，上古文献。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分布最广，最有代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半坡遗址1971年发现，1974-1975年进一步发掘。窑厂，陶器，墓葬；壕沟；

社会生产活动：1.大量使用新石器；2.农业成为主要生产部门（耒耜；）（3）出现了原始畜牧业。（40彩陶的制作工业相当先进。

中国是粟，麦的原产地。驯化动物：狗和猪

3.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社会生活

1.形式和图腾的出现；氏族村落与社会组织

猿人距今170-20万年前。

距今20万人（”古人“--早期智人。

时间：距今20万人-5万人

我国早期智人：

大荔人；（陕西）丁村人；（山西0许家窑人；(山西）长阳人；马坝人

（2）古人的体质特点：早期智人依然保留着猿部分特征，但头骨变薄，前额增高，嘴也没有原任那么突出，不但四肢更加灵巧，尤其脑容量达1120毫升。已更多地具备了现代人的特征。

（3）生产工具和经济生活

古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的生产活动仍然是采集和渔猎。一器一用的专门性石器出现。使用的工具虽然是打制石器，但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分类。

(4)社会组织和婚姻形态

股热仍处于原始家族时期。婚姻形态以班辈婚（兄妹婚)为主。

2.新人（晚期智人）脱离了猿人的特征，与现代人十分相似

族外婚（普那路亚家庭），特点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新人的重要遗址：山顶洞人（距今1.8万余年）；河套人（内蒙）；柳江人（广西柳江县）

生产工具：弓箭；磨制与钻孔技术出现

经济生活：狩猎，采集，捕捞等摄取性经济为主

我们从何而来？

传说？

西方流行上帝造人。

《太平御览》盘古开天辟地；

我国旧石器时代

1.元谋人

云南元谋县1965年5月1日发现，两枚牙齿距今170万年；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化石。

2.蓝田猿人

1964年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头盖骨化石，距今80万-65万年

3.北京人

1927年--比较婉转的头盖骨6个，牙齿157枚牙齿。分数与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最晚距今约20-30万年。

体质特征：前额低平；眉骨粗大；嘴巴前伸；颧骨较高；脑容量小；下肢弯曲；

北京猿人的社会生活---猿人阶段处于杂婚与血缘婚时期。

中国古代史

第五章 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

第一节 各国的变法运动

第三目 其他诸侯国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初步形成

中国古代史

第一章 原始社会（约200万年前~前21世纪）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形成

第一目 中国历史的开端

1.关于本民族起源的传说

西方：上帝造人说

中国：《太平御览》记载：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毛泽东

盘古之后：女娲神造人

第一阶段：手捏泥人；第二阶段：甩出泥点成人（有男有女）；第三阶段：自行婚配；第四阶段：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季

2.关于本民族起源的考古考察

当然，传说是传说，据考古而言，我们的祖先是：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能使用工具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

元谋人（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距今约170万年，经碳十四鉴定，是迄今发现的生活年代最早的）

蓝田人（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距今约80万年·65万年）

北京人（发现于1927年，最晚距今约二三十万年，抗日战争之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

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俱为猿人，他们生活的时代，即为旧石器时代，这一时代中亦有木器使用

旧石器：石头经过简单打杂之后形成的工具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

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

前额低平，眉骨粗大，嘴巴前伸，颧骨较高，脑容量小，下肢弯曲。说明跟猿的关系还挺近，但近人化很明显。

周口店：人口少，森林茂密，多啮齿动物，生活条件艰苦，已经使用天然火

北京猿人的社会生活：

猿人阶段处于杂婚和血缘婚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