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
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
春秋时代是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形成的时代。经济、政治的剧变反映到社会思想上，是对天的信仰的动摇与重民思想的抬头。
自西周夷王、厉王以后，随着政治的危机，周天子权力的旁落，“尊神”、“敬天”的传统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动摇，而“民本”思想意识则逐渐萌芽。一向受人敬畏的天，受到某些人的诅咒，失掉了从前的权威。一入春秋时代，愈来愈多的人对天产生了怀疑。楚斗廉的“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就是对龟卜神灵的蔑视。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显然受到了挑战。周内史叔兴和郑申繻(xu，需)曾发表过“吉凶由人”和“妖由人兴”的见解；鲁闵子马也提出了“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的论点；郑子产说得更加透彻，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主张人事与天道分开，力求脱离天的羁绊。
随着天的地位的动摇，天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天神已远非凌驾一切之上的神灵，而是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夫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虢国的史嚣(yin，银)就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论调。季梁曾建议随君“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一，天神必须按照人的意志行事的思想，正是重民思想的反映。人神关系的颠倒，确是一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残存的人殉和人祭制度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司马子鱼公开抨击宋襄公用人作为祭品的反动行为，他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孔子咒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象征人殉的俑尚且如此愤慨，无疑他是反对人殉、人祭的。这种把民的地位摆在神之上和反对人祭的思想，是奴隶制崩溃的反映。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
随着对宗教性的天和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较前有所发展。
西周末年，伯阳甫以阴阳二气失调解释泾、渭、洛三川发生的地震；郑史伯提出“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春秋时，晋史官蔡墨提出了‘‘物生有两”的命题，意即事物是由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他用鲁国季氏与鲁君的关系说明二者在斗争中互相转化的道理：一个是“世修其勤”，得到民众的赞助；另一个是“世从其失”，被民众所抛弃。蔡墨还引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诗句，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重要政治结论。这是对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统治的歌颂，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
二、老子和《道德经》
老子其人其书老子即老聃，道家学派的创始者，生卒年不可考，相传为楚国人，做过周守藏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传世的老子《道德经》，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其门人追记老子遗说，到战国时由楚人环渊纂集而成的。《史记?孟苛列传》曾经指出，楚人环渊学黄老之术，著上下篇，这可能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这本书的文字多半是环渊的，其精神则是老子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通行本《道德经》编次不同，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且帛书《老子》与通行本《老子》在经文的字句上也有出入。帛书《老子》的出土，为研究老子及其思想，提供了新的珍贵的资料。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800余枚竹简，其中有71枚是抄录《老子》的。整理后分为甲、乙、丙三组，字数约为今本《老子》三分之一左右，但文字上颇有出入。据墓葬年代推断，抄写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郭店楚简的出土，对研究《老子》的时代源流和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老子思想概要老子冲破传统宗教思想，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叫做“道”，又叫做“大”，以取代商周以来的人格神——天的至上权威。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因此，“道”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道”是万物的始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所以他说：“道”是“万物之宗”，又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就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的老祖宗，在上帝之先。“道”生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谓的“一”，应理解为元气，是原初的物质。比原初物质更原始的“道”显然不是指物质实体，而是指“视之不见”的精神。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比“有”更根本，是天下万物产生的根源。因此，“无”即是“道”，这种“道”是一种“恍惚”的，“玄妙”的，无形无迹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超感觉的东西。
在“道”的思想支配下，老子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意思是说：“道”经常是无为的，但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它干出来的，侯王如果能保有它，天下将会自动归服。“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少私寡欲”，“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第四章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僦懒翻时他也希望统治者尽可能地少过问政事，力求做到“去甚、去奢、去泰”，薄赋敛，轻刑罚，尚节俭。这些显然有同情人民疾苦的一面，但也有鼓吹“愚民”政策的一面。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所以他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使民“无知无欲”。他号召统治者在“治民”时，必须遵守“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的政策。这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妙用。
老子的理想的社会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的世界，他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图景是：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很明显，老子向往的并不是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而是早已在历史上消逝了的，经过他的美化，保留有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制社会。
《道德经》中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它揭示出世界的事物包含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美与丑、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多与少、实与虚、荣与辱、巧与拙、智与愚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相反而又相成。他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等命题，并能观察到对立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反常)，善复为妖”，肯定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但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极力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夸大对立面的统一，并力图从内心精神世界消解现实的矛盾。他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是说，要尽量使心灵虚寂，切实坚守清静，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从而观察它的循环往复。这实际上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同时，老子所谓的对立面的转化?既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又看不到新旧质的区别，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仅仅看作循环往复的无尽过程。这样，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被唯心主义所冲淡，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老子的哲学观是为他的历史观服务的。他不是绝对的消极厌世者，而是希望通过以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途径，来恢复他自己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这一精辟的分析也是对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恰当的评价。
